(文章整理自《知心人語》2020-09-08、09-15播出節目，由王伊妮撰寫)

對於主修歷史的人，故宮博物院無疑是最好的就業選擇，而在書畫處任研究員數年之後，能夠考上公費到世界上最頂級的研究藝術考古之普林斯頓大學深造，就真的是好的無比的機會了，朱惠良教授當年就是這個幸運兒。

博士學成歸國後，她依舊回到故宮，在普林斯頓學習的歐美藝術史理論及研究方法，使她在書畫文物的鑽研中更能關注藝術品當時社會文化與經濟背景，力求能見樹又見林，使研究成果更為豐富而飽滿。

而在國外留學的四年多，台灣的民主運動激勵了她對政治的關注，回台六年之後，因緣際會她獲選為第三丶四屆立委，兩個任期中她推動了博物館立法，公共電視法，保住了三峽老街。

2008年她重回故宮，由靜態的書畫處走向面對國人的第一線：教育展示資訊處，甚至還要兼顧到故宮的的新功能：休閒娛樂。

故宮當時除了接待每年佔國外觀光客六成的訪客丶國內分齡教育的學生丶及親子團隊之外，館方亦對特殊人群：如聽障人丶受刑人丶中輟生丶觀護所青年等，設計合適的展覽及互動課程。

今天世界最知名的博物館，都在努力成為市民休閒育樂的去處，因為博物館決不能只是一個儲存國家重器的庫房，而是要成為人民的生活空間。學生要來上課，遊客要來看翠玉白菜丶五花肉，要吸引市民來玩耍，作DlY，看表演……

。

由那年起，故宮周末夜開始了在每個週六夜晚，舉辦「當Young People 遇上故宮」活動，由企業界贊助，每年有52個經過遴選的表演團體在故宮獻藝。人們除了看故宮的展出之外，还可加碼看活潑生動的表演，渡過一個收獲滿滿的週末。

朱惠良當年也授命執行數位計畫，也就是完成一個開放的資料庫，提供各級學校教師或研究者能夠索求館藏資料，也能夠點選近期展出及特展圖介。台北故宮有豐富的明朝之前的帝皇家收藏，在近年來本島國教課綱修改後，中國歷史的資訊己大量限縮，故宮的數據庫剛好可提供一些課本上找不到的文物資料。如今看來，還真慶幸當年故宮數位計劃的「超前部署」。

作為資深的故宮人，朱惠良記憶中有不少難得的故事。例如2008年的三北（北京丶台北丶新北）文化論壇。在那沒有仇中氛圍的年代，兩岸故宮館長都有長期合作的願景，並且積極促其實现。當時台北故宮正策劃雍正展，朱惠良率團參加論壇時，便把握両故宮閉門會議的時機，向北京院長商借雍正的私密Cosplay的冊頁。

當時友好的氛圍也帶來順利的結果，不僅北京故宮欣然允借文物同展，也邀來了北京故宮院長的訪台交流，這一直是她心中的快事！當時台北故宮人員由朱惠良領隊，到大陸多地踩點，為了考証對日抗戰時故宮文物南遷的血涙史實。北京故宮也派了幾位主管同往四川樂山，一行人會見了當年保護過文物的耆老，藏寶的祠堂也得到國民政府贈匾褒揚。（註：這些文物在1948~1949年因國共內戰日熾，有將近三千箱由南京運至台灣，成為台北故宮的寶藏。）

另一個故事則是不少故宮人心中之痛。在扁政府執政時期，任命杜正勝為故宮院長，台獨意識鮮明的杜院長大力倡議要在南台灣設立分館平衡南北，而為了稀釋故官的「正統形象」，南台分館乃以亞洲藝術博物館為主題。當時為了蠃得選票，南院選址在氣候不佳，地處斷層帶的嘉義，館場設計為遷就先天條件幾經修改，未落成便已付出了4000萬賠償金、社會爭議不斷，原70億預算早己超支，歷時15年終於落成。

而最大的難處在於預算有限，無法購進足量亞洲藝術品，而較知名的私人藏品也未能落實。一個博物館如果沒有鎮館之寶，館方對參觀人群作行銷必然困難，未來故宮南院有可能得一直認賠下去。

朱惠良一生精華歲月盡在故宮，她教授無數大學生及民眾有關文物歷史的知識，其間曾任文化局官員，更是少數專注文化教育問題的立委。她很遺憾地眼見愈來愈多「政治思考」綁架了文化建設的事例。例如市議會竟然否決了建設古根翰博物館的計劃，使台中市錯失了類似西班牙畢爾包市Bilbao翻轉的黃金機會。

她也曾去到瀬戶內海的國際藝術祭，看到從前只有老人的荒涼漁村小島，有了如今的博物館及草間彌生的地景藝術，讓直島舉世聞名，成了日本絕美的明珠！

她多麼希望國人也能擁有如此的美麗，她回想台灣曾經擦身而過的機會，怎能只是一聲「可惜」了得？

來賓：朱惠良，國立台灣大學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考古研究所博士。曾任大學教授、故宮書畫處研究員、文物研習會主講人、教育展資處處長、兩屆立法委員、台北縣文化局長。